◇ 邓小平兴致来时会喝上几盅
本文节选自《邓小平的最后岁月》，余玮、吴志菲撰写，中国天地出版社出版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严格按自订的作息制度运行。喝酒可以说是邓小平的一种嗜好，他虽能喝但从不贪杯。这位中国的“头号烟民”说戒就戒，放下就没有再抽。
1989年11月，邓小平终于辞去了自己最后一个政治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个伟人主动离开政治舞台，同他步入政治舞台一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家人支持他退休，为的是他能更加健康长寿；而他自己一直希望早点退下来，为的则是国家的前途、党的利益。退休后，邓小平的生活是恬静的，虽然含饴弄孙意趣超然，却时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关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但对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决不掣肘。
作为妻子，卓琳非常了解邓小平的生活习惯和爱好。邓小平爱看书，看马克思、列宁著作及中国历史经典书籍、中外文学名著。因此，卓琳平时很注意收集邓小平喜爱看的书籍。据说，少年时代的邓小平就聪颖过人，书读三遍即能背诵。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他更是接触到大量的革命理论书籍。他早年的读书经历，给他后来的革命活动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帮助和精神安慰。邓小平看书时不死记硬背，不死读书，而是特别着眼于运用，着眼于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进行思考，着眼于用书本知识正确指导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以读书为最大乐趣，乐此不疲，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家里订了10多份报纸，他每天“雷打不动”，都要将它们浏览一遍，家人常开玩笑说他是家里的“信息源”，是各种新消息的“发布官”。
据报道，邓小平还喜欢看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任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国内出版的新著《金庸小说论稿》中指出：邓小平是内地最早阅读金庸小说的人。严家炎在北京中关园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邓小平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小平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邓小平成了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阅读金庸小说的内地人士。
自己读书，劝人读书，他还指导编书。1993年，年近90岁的小平冒着酷暑，亲自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文稿。他很认真，一篇一篇地看，有时送的速度赶不上他看的速度。邓小平认为，这本书是从大的方面讲的，从大局考虑的，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交代性的东西。他认为革命要靠“两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重视“枪杆子”的邓小平也是个“笔杆子”，他才思敏捷，作文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早在战争年代，与他共事的同志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简洁、明快、短小，是他文风上的特点。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严格按自订的作息制度运行。通常，邓小平每天早晨8时起床，然后在庭院内散步半小时左右。院子外围约140米，他每天“定额”走上18圈方才“鸣金收兵”。每转一圈，他走的步数都是固定的，像在虔诚地完成一件十分严肃的任务。他对待散步就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从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雨雪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有时，他还做几节自编的健身操，扩胸、伸腿、舒筋骨。这是晚年邓小平“动补”的主要方式。早餐多安排在8点半，多是喝些豆浆，吃些油条或馒头。上午，他阅读国内外报刊新闻摘要，阅读中央办公厅送来的简报与文件。
午餐安排在12点，和家人一起用餐，一大家有十三四人分坐两桌。午餐通常是四菜一汤，其中两荤两素；另有一杯白酒或黄酒；他爱吃辣椒。午饭后，他一般稍作休息。下午有时约牌友打桥牌。
晚餐在6点半，常常是一个汤和一碟炸花生、黄豆、杂果仁。吃饭时，他爱了解子女的一些情况，但只听不作回答。晚饭后，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没有特殊情况他一般是要看的。晚10时许，他结束一天的活动休息。
喝酒可以说是邓小平的一种嗜好，他虽能喝但从不贪杯。70年代初，他蒙难江西时，就喝当地最便宜的酒，有时夫妇俩自己酿米酒。1989年退休的当天，邓朴方深知父亲的喜好，提出送一瓶好酒给父亲。后来，医护人员出于对邓小平身体健康着想，提议他不喝白酒为好，邓小平欣然接受，改喝加饭酒，进餐时喝一小杯，从不过量。
曾在邓小平家做过近两年厨师的管建平回忆说：“打心里说小平一家是过日子的人。两年里，我弄什么，他们吃什么，绝对不挑食。只是他们的口味重一点，偏爱辣，我便在做菜时多放点辣椒、辣粉就行了。”据介绍，邓小平用餐时喜欢各色各样的菜都吃一点，于是管建平特意为邓小平准备了一个小盘子，各种菜都夹上一点，戏称为“五味俱全”。回锅肉、扣肉、粉蒸肉、臭豆腐、腌胡萝卜丝，是他常吃的菜。“他家有一个习惯——不浪费，剩饭剩菜一律下顿做成烩饭、烩菜接着吃，就是炖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吃。”无论法定节日还是民俗节日，或者遇上谁的生日，邓家把握住一点，从不办酒席；只有在亲友、同事和部下来时，卓琳才会特地关照厨师加菜，还特地让厨师少放辣子。
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傅志义说：“小平同志从不吃补品，唯一可算‘补品’的，是每天吃几丸大粒维生素。在他身边工作3年，我竟从未见他患过感冒，也很少见他吃药。”作为保健医生，傅志义明白像邓小平这样有多年烟龄的老人，如果一下子让他戒掉，反而会引起机体的平衡失调，危害更大，“况且他自己也在克制，平时在办公时基本上不抽，会见外宾参加重大国事活动也尽量少抽”。
有人说，邓小平是中国的“头号烟民”。当然，这话是从其政治地位而言的，并非是说他的烟瘾最大。即便是在战争时代，他也难以离开香烟。在长征途中，没有烟抽，他和罗荣桓两人曾沿路找点破纸、干树叶子，用破纸包上树叶子当烟抽。在下放江西劳动的日子里，邓小平抽着烟，时常陷入深深的思索，居江湖之远而忧国忧民。在恢复工作后日理万机之时，他抽着烟，沉思默想，万家忧乐在心头，以民众苦痛为怀，构思着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方针、每一项政策、每一次行动，吸烟在这时成了激发他灵感的源泉。
人们曾看到，在会议上，邓小平侃侃而谈，听者聚精会神。谈着谈着，他从放在桌上的“熊猫”牌烟中取一支，叼在嘴上，“噌”地划燃火柴，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眼前飘浮，接着他顺着先前的思路讲下去，逸兴遄飞……
不过，吸烟危害身体，为此，家人十分替他担心，对他作出了种种限制性安排。1986年9月2日，他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时，一如往常那样掏出了香烟。记者迈克·华莱士也要了一支，可仔细一看觉得这烟不对劲：“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华莱士的这个发现使邓小平大为得意：“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一天下午，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邓小平投过票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便习惯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吸起来。坐在台下大厅中间的一位代表看见了，便对坐在旁边的另一位代表说：“世界无烟日刚过，全中国全世界都大力宣传吸烟危害健康，小平同志为什么烟瘾这么大，开大会还吸烟呢？”于是他们商量后决定向邓小平提意见。
不一会儿，主持大会的宋平手里出现了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一行字：“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宋平看过字条后会意地递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看，笑着赶快把正在吸着的烟熄灭了。此后，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再也没有吸过烟。
事后，那位全国人大代表一想起他在人民大会堂给邓小平写字条提意见的事，便说：“邓小平同志这样认真地接受我们的意见，真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件事被传为佳话，党的领导人和普通代表之间平等相处、自觉遵守公共场合的秩序，赢得了人们的尊敬。退休后，出于健康的考虑，邓小平开始戒烟。对于一个有长期“烟史”的人来说，戒烟无疑是一件需要坚韧毅力才能做到的事，但邓小平说戒就戒，放下就没有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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